钱红梅

写在父亲九十诞辰

写在父亲九十诞辰

父亲去世有数年,今年是他诞辰九十周年,总想为他写点什么。父亲的一生很平凡,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而在我女儿的心中,父亲是那样的伟大。随着自己也已进入老年行列,对儿时的父亲的印象却越发清晰。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九十周年。父亲生前多次自豪地对我们说起,他是和党一起诞生的人。父亲当然是名党员了,他在五十年代入的党。父亲经历过解放前旧社会的苦难生活,那时的他身处青年时期,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虽拼命劳动、四处奔波,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只有在解放后父亲当上了一名真正的工人,成为大型国有企业----上海汽轮机厂的主人了,父亲的劳动和生活才得以安定。他深爱共产党,对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他以他朴素的感情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去。父亲一生听党的话,认为社会主义有办法。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个,家庭人口多负担重,能住到厂里分配的工人新村,沿街的楼房里,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在当时是相当的好;我们上学了能享受到学费减免或部分减免的政策,也减轻了父亲的压力;企业考虑我家生活困难,安排家属即我母亲去工厂食堂工作,以贴补家庭开销;职工之间有困难,会有互助资金帮忙等等。父亲经历了这些,加深了对党和社会的敬仰和信任,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好地回报社会。他爱岗敬业,工作量饱满,加班加点是常事。小时候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不怎么见着他,他被母亲戏称为“六进六出”的人。即遇着日班时他早上六点已出家门,晚上六点才进家门,而家离厂子并不远。父亲还能吃苦耐劳,他所在的岗位是铸造车间,工作很辛劳,小时候去过父亲的工厂玩,父亲工作的车间那么大,有机器和铸材;还看见到处堆着大大小小的冷冰冰的黑色铸件,那都是父亲和工人们劳作的成果。印象中有时能看到父亲俊朗的面庞及手背臂上留有点滴新旧的烫痕,那是铁水留下的杰作,然而父亲在家时却从没听到他抱怨啥的。父亲在工作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当过工段长,后来搞起精密铸造,和厂子里新来的大学生一起搞技术攻关,更加地投入。常能看见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到家来,师傅长师傅短的和我父亲打得火热。直到父亲退休后,他还去乡镇企业干过一阵呢,搞技术指导,发挥余热。

父亲长得高大,面相端正,稳重祥和。儿时不怎么怕他,但很敬畏。他爱家、爱我们兄妹。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闹过自然灾害,老感觉吃不饱。父亲那时还要干重活,高大的人,但很清,他还要省吃俭用。记得小时候我和小弟俩就常盼着中班的父亲回来,能带给我们父亲省下的从厂里带回的白馒头。那放在父亲工作包里且夹杂着微微的烟草味的白馒头,我和小弟半夜就能啃起来。现在回想起那白馒头的味道还是那般的香。

父亲一生以他那勤恳、克制、善良、坚定的美德影响着他的后代,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路途中走得顺畅,日趋完满。感谢我们的父亲,在给了我们宝贵生命的同时,还留给了我们一生受用的优良品行。遗憾的是在父亲生前未敢与他多表白,也孝顺不够。此时我要向父亲说一声:父亲,我们爱您!父亲您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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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如沫

我用过的笔
我用过的笔

       我妈告诉我,我很早就开始认字了。到了六岁,带我去读小学。妈是教师,好像祖上都是教书为生的。所以我是带了三百多字的学问去读的小学。报名后那位女老师兼考试官,对妈说:"这个名字笔画那么多,教会到要化些力气。”妈说:“他已经会写了。”

      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考试。题目是,在纸上画一个人,只要画出人的样子就行。我很可惜,没有艺术的天才,画得平庸,获得好评的那一位小朋友,不但画了脖子,还画了个小jj,因为大家画的都没有画脖子,只有他画得全面,可能将来会成为画家。幸亏对我特别照顾,让我在石板上写我笔画复杂的名字,这是我的强项,获得认可。那时我们写字是用的是石板,现在小学生是见都没有见到过的。那是一块黑色的石片,四周镶嵌木条。用一种滑石做成方形长条,就是石笔,写在石板上黑白分明。写过了可以擦掉再写,节省很多纸张。上学了开始读“大羊跑,小羊跑,”。那时没有现在的拼音,没有现在学生那样辛苦。做作业、做算术用的是铅笔,和现在的铅笔一样有园的也有六角形的,这变化不大。到了三年级开始写毛笔字,在一张印着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将它描黑。于是 ,每天描那个“上大人,孔乙已,”的描红纸。四年级就开始临帖,规定要练柳公权,颜鲁公的法帖。那时没有简化字,写字课最怕写那个“学”字,上面笔画十三笔几乎占满了格子,下面的“子”只有写得很小,就很不好看。

       而家教又着重写字,记得刚开始练毛笔时,说最好要状元来开笔,状元可是个稀有产品,何况现在也没有科举了。好在爷爷是中过秀才的,如果没有废除科举的话,一定会像范进同学那样中举的。所以我的课外作业,每天得练一篇小楷,范本是“太上感应篇”说是一位状元写的。以后有指导练“星录小楷”那是科举时代写八股文应试用的字体。那时我用的毛笔是便宜的“石榴红”和“金不换”,以后随着写字的提高,才知道笔的好坏与写字大有关系,好的笔是“邵芝巌”和“胡开文”那是很贵的。从来没给我买过。

        到读中学有了数理化,用钢笔了,那时用的钢笔是蘸笔,笔杆上插上笔尖,写几个字就要蘸墨水,不小心墨水掉在作业本上,就麻烦了。有可以灌墨水的自来水钢笔就很贵了,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在学生装的口袋上插上一支钢笔非常羡慕。到了我也成高年级学生时,也有了一支钢笔。那时钢笔是很贵的,名牌笔是派克、犀佛里、爱弗释。国产的有金星、新民、关勒铭。都是14K金笔尖,价钱昂贵,往往受到偷儿们的青睐。那时读书还是轻松愉快的没有那么多的书,那么重的包。考试也没有象现在那样,家长陪护,住宾馆,每年一次的高考轰动全国。那时春秋二季招生考试,国家统考,统一分配。学费、吃饭都国家包了。

       工作了,国家统一分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是经常的作文题。没有就业的压力,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光荣的义务。这时我才买了一支金星金笔,可是花费相当一个月的伙食费哦。它一直陪伴我工作几十年,直到有了更方便的园珠笔、签字笔,它才退休,静静的躺在我的抽屉里,有时我也去看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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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nluzhjl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槐树传人

今天是西方节日父亲节。我的父亲生于1913年,早在1990年已经病逝了,但是父亲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走路的姿势在我的脑海里依然那样清晰!下面文字是我的回忆录中对于父亲最早的记忆,那年我3岁多。

 

1948年春天我们就家乡解放了,但是解放军对新乡县城围而不打,为的是争取和平解放。忠义工区有个工人姓郭名贵杰,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知道我们家是穷人,就向组织推荐我父亲到郑州接受培训学习,地点在碧沙岗彭公祠,共有几百名工人。目的是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准备从中选拔部分人员随刘邓大军南下。

 

一天晚上,院子里地上铺着席子,我娘和二大娘、五婶她们坐在旁边说话,我和国平躺在席上睡着了。突然我听到一阵鸟叫,睁开眼睛,看见我伯(父亲)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一捏一叫。伯说:“给!橡皮鸟,一人一个。”这一下我俩来了精神,再也不睡了,两个人比着捏橡皮鸟,看谁的鸟叫得声音响,直到夜很深了,娘她们又是吵,又是哄劝,我俩才交出了小鸟睡觉。原来是父亲在郑州结束了三个月的学习培训回来家了。他后来曾对我说:“在郑州参加培训时,领导一再动员我加入共产党,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一旦入了党,就要随大军南下,一方面我老实胆子小,更主要的是万一牺牲了,丢下你娘和你们弟兄仨咋办啊?”就在那年农历6月,我3弟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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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晓

六十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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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晓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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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海鸥

亵渎主席像

亵渎主席像

 196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当我刚打开办公室大门时,就觉得后面跟进一人。回头一看是一个披头散发,左眼眶紫青,鼻子下凝着血块的胖女人,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冲我凄惨一笑:“怎么,不认识啦?”我再仔细一看,哦,这不是大孙的老婆吗。“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大孙又打你啦。”我问道。“你猜的一点没翘棱,昨晚这个畜生又喝了点马尿,半夜醒来耍酒疯,把我打成这样……”刚说到这里赶紧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喷嚏,一看手上还有不少血,她没顾得上擦一把,就顺手拽过一把椅子坐下,准备再细数全过程,我怕她那没有闸门的苦水倒起没完,就赶紧拿起暖瓶敷衍道:“大嫂,你先坐一会,一会书记、主任就到,我先给你打壶水喝。”


 这个大孙是我车间木瓦工段的一个木工,两年前由工程段调入我厂,长得高大威猛,体格硕壮,菜盘子脸上镶嵌一对小水泡眼。虽然平日言语不多,但干起活来是把好手,记得一次做窗扇,他一人一天可完成10扇,其他人最多也就做8扇。但这个人有个坏脾气,就是好打老婆,多半是酒后发作。为此他老婆没少到车间告状。一次他两个小舅子联手要收拾他,不承想被他打得抱头鼠窜,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

他老婆是达斡尔族人姓沃,大家称她小沃,是个大大咧咧彪壮皮实的女汉子。除了个头比大孙矮了半个脑袋外,长相与大孙就像亲兄妹一样,特有夫妻相。


 当我打水回到办公室时,看到小沃正在与蒋书记哭诉着:“书记,这次我说啥也要和他离婚,你也别劝了,求你给我开个介绍信,放我一条生路,要不我真会死在他手里。”在那个年月结婚、离婚是需要单位出具手续的,否则民政和法院不接待,何况此时公检法已全部砸乱,统统军管。只见蒋书记双眉怒锁,对刚进屋的小林说:“你赶快带小沃去卫生所上药。”又抓起电话喊大孙立即过来。


 大孙一进门就被蒋书记一顿狠批:“你这个熊玩意说话还算数不?你那保证书写了几次?这张字迹还没干你又犯病了,你别以为打老婆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告诉你,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大批判这么紧,可你用这事在干扰阶级斗争大方向,你这不是别有用心是啥?地、富、反、右帽子扣不到你头上,给你戴个坏分子帽子不难吧。”


 大孙一听,嬉皮笑脸地掏出烟递过去,被书记扒拉开。“蒋书记你先消消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没念错吧,你一早上就听我老婆一面之词,也不调查了解情况就批我。她这次要是不骂我,我能又动手吗……”正在这时,脸上贴着药布的小沃进来了:“你当着大伙的面说说,我为啥要骂你?说呀!说呀!怎么哑巴啦?”“你这个臭老娘们,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跑这里得瑟啥?看我回家咋收拾你。”明显见大孙理亏,可又不服软。


 午后车间领导开了个会,专题研究如何处理大孙。有人说开个批斗会治治他;有人说同意他们离婚算了;还有人说是不是劝他别打鸡血了,这精神亢奋起来打老婆也够呛。最后蒋书记说:“开批斗会不够条件,这是两口子的人民内部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你说他是坏分子吧也不够,他没打别人,打的是自己老婆;离婚也不行,因为厂部革委会研究过,说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没做到家,这是对阶级兄弟不负责任的态度问题。唉,真要离了,你们想想两个孩子咋整,一个5岁一个刚2岁。再说他俩的感情还没走到尽头,听说上周小沃到到车间给大孙送打鸡血用的公鸡时,大家起哄让他亲一口老婆,他俩还真的当众亲嘴了,这是不是说明打是亲骂是爱呀。我看今晚对他专开个帮教会吧,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狠批他的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打打这个熊玩意的威风。”


 下班前我赶紧把写好的“孙庆国帮教大会”的横幅挂出,这个大会由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主持,领头念了一段最高指示:“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然后他就把孙庆国打老婆的事简要介绍一下,宣布他到台前站立接受帮教。然后请他老婆上台出示脸部伤情,再讲经过。


她哭着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孙庆国打我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只要他一出拳就打头,一伸手就打脸。去年入冬把我耳膜打破了,住了好一阵医院。昨晚他下班后,自己买了一瓶老白干回来,让我给他炒个菜,我知道他这是又要找茬了。没敢耽搁赶紧去做了个酸菜炒粉条,并嘱咐他少喝点明天还要上班,然后和孩子就上炕睡了。半夜醒来一看他趴在桌子上也睡了,我就把他搀到炕上帮助脱下衣服,他醒了非要和我干那事,我就依了他,没想到干完了,他还要我撅屁股跪下,像猪似的从后面再干,我没从他,骂他是畜生。他挥起拳头照我脸就是一拳,当时我两眼冒金花还没缓过神来又是一巴掌……”说到这里台下一阵骚动,有人打起口哨尖叫。大孙一听涨红着脸大骂:“你个臭老娘们,胡咧咧个啥?”说着就奔小沃而来,马上被民兵挡住。台下又是一片嘘叫声……


 蒋书记站起大喊:“起啥哄!起啥哄!被窝那点事有啥新鲜的,着急就他妈快结婚。闹腾个屁?”这时台下又换成一片大笑。一个对弱者同情,对施虐者谴责的大会,变成“性”趣泄溢搞笑的场所。性话题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中钻出来,肆虐着人们那颗不甘寂寞的心。


 这时小沃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蒋书记冲她一摆手:“继续讲你的吧,被窝那点事就不要说啦。”“我不讲啦,净让人家看笑话。你快把离婚介绍信开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描图室的郭媛媛都开了,为啥老难为我?这不是在欺负人嘛!”小沃气愤地喊道。“你能和人家比吗,她丈夫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提出离婚是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这是以革命名义离婚的政治问题。而你俩是人民内部矛

盾能一样对待吗?”蒋书记也生气地喊道。小沃不服气地接着说:“今儿不管你咋说,我是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定决心’非要和他离。”大孙在一旁听到后也大喊:“我也按毛主席最高指示‘排除万难’,坚决不离!”蒋书记严肃地说:“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继续开会。”


 正在此时看到小沃走过来,指着蒋书记一本正地问:“你刚才说的属于政治问题可以离婚是吗?”“是呀,但你们的事挨不上。”蒋书记话音刚落,只见小沃又走回台中向大家说道:“孙庆国每次干那事时都要开灯,我说让孩子看见不好,他指着我们家炕头上贴着那张毛主席画像说,没事,孩子都睡啦,毛主席没睡,闭灯他老人家就看不到啦。你们大伙说说这是不是政治问题?”



 她这几句话一下把大家炸懵了,会场顿时万籁俱寂,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后,在等待那倾盆大雨的降临。突然厂革委会副主任站起振臂高呼:“打倒亵渎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孙庆国!”“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大家方如大梦初醒似的也跟着大喊起来,一浪高过一浪,且明显能听出女声高音部里,那泄愤的声音犹显响亮。再看小沃已被这震撼的场面吓傻了,孙庆国大汗淋漓——两人呆若木鸡般地立在那里。这个会没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孙庆国当场被押走。立马厂院里就贴出黑体大标语——“抓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孙庆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没用三天小沃的离婚证明就拿到手,她眼里噙着茫然的泪花,低头走出厂大门。


 有人说这个娘们犯潮发虎;也有人说她是给逼出来的;还有人说她心狠手辣有心计;更有人说若这样抓反革命,家家都跑不了。


 文革乱世,怪状迭生,伴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年复一年的折腾,一台连一台的闹剧.弄得神州大地,一片乌烟瘴气,亿万苍生,个个五迷三道。一个普通的离婚案,竟要与政治紧密相连,演绎出的荒唐无稽,带着泪水的笑话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一幅幅令人匪夷所思的毕加索式的风俗画,从而揭示了这个向人性挑战的“文革”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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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海鸥

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 

    

    当“文革”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的1969年时,对这个内容和形式愈来愈荒诞和残酷的运动,已被人们普遍看透并厌倦,都有一种上当受骗和无所适从的感觉,于是悄悄退出了这个举国浑噩的悲剧舞台,当起了“逍遥派”。当时全国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毛著)和“三忠于、四无限”等拜神活动,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退了,除了那些热衷于运动的政治暴发户还在那蹦跳外,大部分平民百姓已开始偷偷回归到原来理性的生活轨迹上来,为了解决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窘态,心灵手巧的人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已开始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记得当时我们厂子“干私活”之风盛行,什么土锅炉、鼓风机一直到自制麻将、铜火锅,几乎什么生活用品都能造出来,更有人能做出市场上见不到的、样式新颖的家具,以及别具一格的音箱、电石灯(用于停电照明)……

    

    我虽已结婚但没有房子,还得住单身宿舍,当时我调到条件最好的107寝室,这里是四张床位,其中两个人已结婚住在外面,在这仍保留的床位仅仅是为了将来要房子。那位与我同室的小程,是长春师范大学毕业,分在局长秘书办公室后,下放到我厂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届时赶上了“文革”而成了无人问津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俩虽然都是朋友,但观点却迥异,所站的派别是对立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俩在诸如“江青算老几?”“全国自相残杀的武斗就是毛泽东策划的。”“毛泽东说,书读越多越反动,是愚民政策。”等问题看法一致,就这样我俩又走到一起来了,加之都是“臭老九”臭味相投,在美术与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很谈得来,下班后无事就凑在一起穷侃,当时的文化生活除了几个样板戏没别的,极度枯燥,我俩就交换手头的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作家的著作看,不时为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和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中的人物相争论;他有一架天津产的脚踏风琴,无所事事时就弹唱一些俄罗斯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茫茫大草原》……这在当时是不犯忌的,因为“马、恩、列、斯、毛”的照片可以并列悬挂,所以我们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这种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和宣泄着当时自己内心的消沉,一种“看破红尘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我俩中油然而生。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晚饭后我对小程说:“你打开半导体听听这个新闻吧。”他懒洋洋地将那个好久不动的、八波段半导体收音机拿出,再拉起天线,在他指头慢慢地转动着波段旋钮和那磁磁啦啦的电子干扰声中搜寻着……突然,传出声调优美的铜管乐,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四四拍的铿锵乐曲声中,一个干净利落的男中音和一位娇嫩的女声交替出现:“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音乐:莫斯科——北京)……”这来自天籁的声音,立即将我俩的神经紧紧揪住,紧接着就是那节奏很特别的,先慢后快的俄罗斯舞曲,最后是那令人振奋的极快旋律,真是久违了!太美啦!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苏联红军歌舞团跳的那种——双手交叉胸前,人蹲着双腿来回伸展踢踏的那种舞蹈……接下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绝对的统治权,发动了与文化毫无关系的“文化大革命”……他想把自己的思想输出到世界各地,进而领导世界革命,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火药库……”我俩静静地听着“他的思想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出的怪胎……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群魔的裸体表现,更是封建皇权复辟的历史逆流……”

    

    当音乐再度响起时,我俩眼光对视到一起——这不是在偷听敌台吗!这可是要治罪的呀,再一合计,平日我们该骂的也骂了,该反的也反了,早他妈够现行了,还在乎听“敌台”吗?关键是如何保密。所以我俩定下一条铁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不能透露任何一点这方面的信息,一直将它带进棺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真是小心加谨慎,不到23点不开机,收听时一定熄灯,拉上窗帘,音量调到最小,关机后马上将旋钮由短波段回拨到中波段的位置上。在那个缺书少报、没有资讯更乏娱乐的封闭疆土里,思想活跃、有独立思考倾向的知识分子,只能借助这个方式来甄别官方报道,分清是非,满足求知欲。从这里还能听到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那么喜庆欢快,那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听极了!还有一次,我们听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一唱三叹,好迷人呀!由此也知道了马思聪在1967年1月就由香港逃亡美国。这里还对中国当时被禁的文艺名作进行系统介绍。

    

    在这期间我们又收听了“自由中国之声”(台湾)和“美国之音”、英国“BBC”之类的广播,由于官方的强大电波干扰,要完整地把一段新闻听下来,还真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比较一下这几个台,还是“莫斯科之声”和“和平与进步广播站”音质好些,因为我们那个城市距中苏边境的最近直线距离只有300多公里,空中的无线电波几乎被苏方的信号所覆盖,在这里听到的小说连播《北京一个寒冷的冬天》听得令人灵魂颤抖,神经发酥,因为白天到处涌动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红色浪潮,掩盖不了晚上听到的专制下的暴政内幕,和“文革”的种种滔天罪行,天壤之别的反差,让你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所谓的“信仰”也被颠覆,敌台也许会添油加醋借机发挥,但我们目睹的国家主席,就这样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废黜;还有新党章里竟能能将“接班人”写入党章,他们置党员的选举权放在哪里?

   

    “敌台”质疑的不对吗?还有当局所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是这样吗?屈指算算,除了亚非拉一些丐帮弟兄,就是欧洲那唯一的一盏200万人口的社会主义小明灯了(阿尔巴尼亚),而国际上的敌人一眼望去倒是贼多,看看,美英帝国主义集团一大帮,苏修集团又一大群,外加台港反动派,等等,连铁托的南斯拉夫也靠不住,这样一算,应该说我们的敌人遍天下才对。对这一切的了解起码可以兼听则明,这样才能比较,才有鉴别。另外这场运动它更使人有一种大家拥挤着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搭错了墙的无奈叹息。过后我们也详尽地分析了毛泽东后时代的局势,但悲观大于乐观,仅有的一点希望是寄托在军方。

   

     一天我俩听着音乐就睡着了,突然门被拍的“咚咚”响,我们几乎是同时机灵坐起来,一个闪念出现在脑海:出事了!我示意小程快将收音机收起,他马上将它塞进被窝。我一边问:“谁呀?半夜三更的干啥?”一边伸手又从他被窝里掏出收音机,赶紧将天线收起又把旋钮拧了几下,放到窗帘后的窗台上,才去开门,这时听到走廊几个房间的门也被敲的山响,门开了一看是收发室的老任头,后面跟着两个警察进来了,老任头回头对那二位说:“这屋是四个人。”“那两个呢?”一位警察问。小程假装揉着惺忪的双眼说:“他俩在老婆家住,偶尔回来,什么事呀?这么晚。”俩警察四下里瞧瞧,又向床下照了照手电:“将你们的工作证拿出来。”当验完身份后他们说:“今晚在向火车上押犯人时,逃走一个,因为你们宿舍后窗就对着车站,所以到这来看看,要求你们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告。”

    

    我的妈呀!一身冷汗吓死人了。从此我俩金盆洗手——不再偷听“敌台”了,认为该明白的也明白了,不明白的“敌台”也不会明白,可别因小失大不值得。不过“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引用恩格斯的那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做补偿的”却深深的烙在我脑海中。

    

    于此谨向我的朋友——小程深表歉意,我没有兑现当初我俩的生死承诺,在没有征得您的同意下,今天擅自公开这只能“带进棺材”的秘密,因为今天我想告诉人们:那个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就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8亿人,只允许一个脑袋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是全民的思想支柱,这种非常态的“常态”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支柱。”,愿曾主宰着中华民族的那个罪恶图腾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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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宠儿

上海日月星连锁养老院电话咨询/预约来院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0066-559(提前电话预约,享定点班车免费接送!)上海日月星养老院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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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哈哈

值得回忆的两件事

今天是端午节,昨天有事儿童节。这就让我想起南湾的两件事来:

第一件,我这一生就过过一次儿童节,那还是1946年。那时期的儿童节不是6月1日,而是四月四日。我只记得在这天,全班同学都分得一套童子军装。我们高兴地穿上,也没有什么活动,只是全体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街上走一回!

第二件事就是1947年的端午节了。为何这年的端午节我记得如此深刻,就是因为这个节日是在战火中度过的!这一年发生在我家乡的内战,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全程处在戒严状态,我们整天的躲在防空洞里,只是早晚才有吃饭的时间,给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可是在过节这天,早晨开打的时间可能延长了,因为南边的天空,始终也没有出现三颗红色的信号弹。所以我母亲就特意做点好吃的来给我解解馋。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蔬菜,但是有一样东西在当时可算是最便宜的,这就是肉!我记得还有一样东西在当时是最贵的,就是香烟!

我妈妈把饭做好之后,大人们就考虑在哪里吃最安全,想来想去还是在地洞附近吃是最安全按的。所以我们就在洞口边上就地而食了!当时我馋的我直流口水,多少天不见肉了,连一口像样的饭菜都没吃到,我就急急忙忙地夹起一块肉,刚要送进嘴里,就在此时突然一声爆炸,震耳欲聋,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尘埃从天而降,把美食全部报废,我们也顾不得这些了,慌慌张张的钻进洞里,饿了一天直到晚饭的时刻,战火才停下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我没被炸死就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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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老大哥

我的三次搬家!

我的三次搬家


我今年63岁,自19693月到盐城插队以来,先后搬过3次家。每次搬家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3101是我结婚之日,当时我和爱人都是农民,我在建湖轧花厂做临时工。由于无房居住,暂时租借(房租5/月)附近农户家的一小间厨房权作新房。1975年底,儿子晓明出世,因我俩没空带孩子,所以岳父、岳母腾出自家用土坯垒成的两小间草房让我们搬过去居住,便于两位老人帮助我们带宝宝,这是我第一次搬家。那时正值“文革”中期。

197911月,我作为城市下放知青被安排进工厂当了工人,家庭生活逐步有了改善。1982年秋,我拿出家中多年的积蓄,加上岳父母和在上海已经离休的父母的共同资助下,盖起了三间红砖红瓦空斗墙的平房,生平就一次有了自己的“安乐窝”记得这一次搬家时,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

此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通过我俩努力奋斗,勤劳致富,我家的生活和全国人民一样,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19938月,我又搬进了新建的3间两层楼房。搬家时儿子晓明正在上海读书,我特地用照相机将新楼房拍成彩色照片给他寄去,让他分享第三次搬家的喜悦!

通过我的三次搬家,充分说明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中国人民正在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向前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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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老大哥

难忘情窦初开的时节!
难忘情窦初开的时节
 
      在我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至今一直压着一张我与妻子徐国芳当年的结婚照片,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脑海中就不由自主浮现出当年难忘的患难与共的情景……
      1969年3月,在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中,我——一个年仅17岁的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了建湖县近湖乡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艰苦而乏味的劳动之余,我总是一个人在一旁看书学习,从不与其他人交谈。就在这时,本队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悄悄地爱上了我,她常在帮助我插秧、割麦和收稻,主动为我洗衣做饭。每当我看书学习时,她总是默默无声地在一旁陪伴着我……她用农村姑娘纯朴的举动暗暗地表示着自己的感情,这一切使我惶恐不安,我从心底里十分珍惜这份感情,但是自己又矛盾万分,她是一个老工人的后代,而我只是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知青,现如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劳动外就是被村里人称之为“书呆子”。我婉言地向她说明了家庭情况及现状,她却坚定地说:“我看上的是你人品好,学习认真,劳动勤快,而不是看你的家庭背景。”就这样我们相爱了。1974年春节前夕,我俩按照本地习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并在婚后即去上海探望父母及度春节。在上海期间,我俩拍了这张结婚照,这也是我在那个年代唯一的一张照片。在整个下放期间,我一张照片都未拍过。婚后尽管生活清贫,但我们夫妻相敬相爱,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1975年11月,儿子晓明出生,更给我俩的小家庭增添了无穷的生活乐趣。儿子出生地的第二年(1976年),我家的喜事就一桩连着一桩,先是父亲被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宣布平反,离职休养。然后是我参加了工作并靠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1984年参加国家人事部、国家工商局联合举办的招干考试并被录用为国家干部,我爱人参加了工作,成为建湖县医药公司的保管员,家中也盖起了瓦房……我家的生活与全国人民一样,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现在我妻子早已从建湖县医药公司退休,我也已经成为退休干部中的一员。回想起过去的一切,我深深地感谢曾患难与共、督促和鞭策我不断进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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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老伴领奖!

代老伴领奖

说来惭愧,我参加工作44年直至退休,除了1991年作为建湖县工商局代表队成员参加盐城市工商局举办的“经济监督检查”知识竞赛并获第三名外,其他就从未获过奖。19991119日,我有幸去省城南京出席了由省工商局、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协会”、《江苏法制报》社举行的颁奖仪式及领奖,这是代表妻子去参加的。

19991117晚,妻下班回家后对我说:“我有一事,想请你代表我去南京参加颁奖会。”说着随手递过一封信,我拆开信一看是封邀请信。原来是在19996月中旬,妻参加了由省工商局、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协会”和《江苏法制报》社联合举办的“常发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知识竞赛,妻荣获二等奖。省工商局等有关单位特邀她于1119上午去南京出席颁奖仪式及领取奖品,我当即向她表示祝贺并催促她做准备去南京参加颁奖会。妻却为难地说:“仓库只有两名保管员,其中一人因陪爱人去苏州看病未归,现在仓库只有我一人当班,工作实在走不开,你替我去南京参加颁奖仪式吧。”我说:“你今年50岁啦,从没有去过南京,这次趁去南京领奖的机会,我请假陪你一同去,顺便去无锡、苏州等地玩玩。”“我实在是工作走不开,等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和你去苏南旅游,好吗?”妻央求着说。看着妻那企盼、恳求的目光,知道妻是一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人,于是我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并于第二天下午乘车去省城南京参加颁奖会。

颁奖仪式在省工商局四楼会议室(南京厅)举行,会议隆重、热烈而简朴,省工商局、省司法厅、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协会”和《江苏法制报》社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省司法厅、工商局的领导作了关于宣传《合同法》的简短发言……

在回建湖的路上,我手捧妻获得的奖品——一架佳能高级照相机,在心中默默地说:“妻啊,你一贯为工作而忘记了自己和家庭,时至今日连南京等苏南几个大城市都没有去过。我一定向你学习,在工作上努力干出新成绩,并保证在今年春节放假期间,专门陪同你去北京、浙江杭州、南京、无锡等地区旅游,看看祖国各地的巨大变化……。”

 

注:第二年夏天,我专程陪同妻子到北京去旅游,并用所得的奖品——佳能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以后在适当时机发给网友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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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岳父!(含照片)

怀念岳父


岳父离开我们已有30年了,每当回忆起岳父生前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心中总是涌起无限的感激和思念。

1969327,年仅17岁的我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到建湖县农村插队落户。在参加繁重而枯燥的农活间隙,一有空闲我便看书写字,很少与人接触交谈。1973年,一位姑娘不嫌弃我的家庭背景,不鄙视我的贫穷,大胆地向我表达了爱情。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父亲,对我俩的恋爱关系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我爱人的亲戚、长辈都极力反对我俩恋爱,而岳父他力排众议坚决支持。19742月,在我父亲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参加我婚礼的情况下,岳父一手操办了我们的婚事。婚后由于无房居住,我一直借住在岳父家中,我儿子晓明从出生之日起直至上小学前,一直都是在岳父岳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78年春节,按苏北当地农村风俗,正月初二,嫁出门的女儿都要和女婿一同回娘家与岳父全家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当时我爱人兄弟姐妹八人,除三个弟弟尚年幼外,大姐夫是县属某单位的正式工人,二姐夫是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四妹夫是乡建筑公司的队长,五妹夫部队复员后任大队民兵营长,只有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且房无片瓦,借住在岳父家中。当亲友们在一起谈笑时,我照例一人坐在旁边看书,心里自卑的很。中午吃饭时,岳父特地叫我坐在他身边,亲自为我斟满了酒,并对在座的亲友说:“我有五个女婿,但最喜欢并认为将来最有出息的是三女婿,当初我看重的就是他那好学习、爱读书的精神,所以将三闺女嫁给他,你们都要向他好好学习……”他的话语至今还留在我的心中,仿佛就像是昨日说的一样。当时我的心情真难以形容,眼中饱含着泪水,在心中暗下决心:“岳父,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力求上进,决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的期望。”从此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学了大学课程并取得了文凭,

197912月,我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被安排到本县近湖乡机电站做工人。参加工作第一年,由于我刻苦好学,在参加全县农机系统电工技能考核中荣获第一名。1984年底,我参加由国家工商局、人事部举办的招干考试,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被正式录用为国家干部,且于19909月被提拔为蒋营工商所副所长。

1985年春节,我父亲平反离休后第一次来建湖,感谢岳父岳母在他遭受困境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可岳父只是淡淡地说:“其璜也是我的儿女,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显示了一位老工人宽广无私的胸怀。

敬爱的岳父,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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