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红梅

写在父亲九十诞辰

写在父亲九十诞辰

父亲去世有数年,今年是他诞辰九十周年,总想为他写点什么。父亲的一生很平凡,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而在我女儿的心中,父亲是那样的伟大。随着自己也已进入老年行列,对儿时的父亲的印象却越发清晰。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九十周年。父亲生前多次自豪地对我们说起,他是和党一起诞生的人。父亲当然是名党员了,他在五十年代入的党。父亲经历过解放前旧社会的苦难生活,那时的他身处青年时期,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虽拼命劳动、四处奔波,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只有在解放后父亲当上了一名真正的工人,成为大型国有企业----上海汽轮机厂的主人了,父亲的劳动和生活才得以安定。他深爱共产党,对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他以他朴素的感情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去。父亲一生听党的话,认为社会主义有办法。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个,家庭人口多负担重,能住到厂里分配的工人新村,沿街的楼房里,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在当时是相当的好;我们上学了能享受到学费减免或部分减免的政策,也减轻了父亲的压力;企业考虑我家生活困难,安排家属即我母亲去工厂食堂工作,以贴补家庭开销;职工之间有困难,会有互助资金帮忙等等。父亲经历了这些,加深了对党和社会的敬仰和信任,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好地回报社会。他爱岗敬业,工作量饱满,加班加点是常事。小时候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不怎么见着他,他被母亲戏称为“六进六出”的人。即遇着日班时他早上六点已出家门,晚上六点才进家门,而家离厂子并不远。父亲还能吃苦耐劳,他所在的岗位是铸造车间,工作很辛劳,小时候去过父亲的工厂玩,父亲工作的车间那么大,有机器和铸材;还看见到处堆着大大小小的冷冰冰的黑色铸件,那都是父亲和工人们劳作的成果。印象中有时能看到父亲俊朗的面庞及手背臂上留有点滴新旧的烫痕,那是铁水留下的杰作,然而父亲在家时却从没听到他抱怨啥的。父亲在工作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当过工段长,后来搞起精密铸造,和厂子里新来的大学生一起搞技术攻关,更加地投入。常能看见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到家来,师傅长师傅短的和我父亲打得火热。直到父亲退休后,他还去乡镇企业干过一阵呢,搞技术指导,发挥余热。

父亲长得高大,面相端正,稳重祥和。儿时不怎么怕他,但很敬畏。他爱家、爱我们兄妹。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闹过自然灾害,老感觉吃不饱。父亲那时还要干重活,高大的人,但很清,他还要省吃俭用。记得小时候我和小弟俩就常盼着中班的父亲回来,能带给我们父亲省下的从厂里带回的白馒头。那放在父亲工作包里且夹杂着微微的烟草味的白馒头,我和小弟半夜就能啃起来。现在回想起那白馒头的味道还是那般的香。

父亲一生以他那勤恳、克制、善良、坚定的美德影响着他的后代,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路途中走得顺畅,日趋完满。感谢我们的父亲,在给了我们宝贵生命的同时,还留给了我们一生受用的优良品行。遗憾的是在父亲生前未敢与他多表白,也孝顺不够。此时我要向父亲说一声:父亲,我们爱您!父亲您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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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如沫

我用过的笔
我用过的笔

       我妈告诉我,我很早就开始认字了。到了六岁,带我去读小学。妈是教师,好像祖上都是教书为生的。所以我是带了三百多字的学问去读的小学。报名后那位女老师兼考试官,对妈说:"这个名字笔画那么多,教会到要化些力气。”妈说:“他已经会写了。”

      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考试。题目是,在纸上画一个人,只要画出人的样子就行。我很可惜,没有艺术的天才,画得平庸,获得好评的那一位小朋友,不但画了脖子,还画了个小jj,因为大家画的都没有画脖子,只有他画得全面,可能将来会成为画家。幸亏对我特别照顾,让我在石板上写我笔画复杂的名字,这是我的强项,获得认可。那时我们写字是用的是石板,现在小学生是见都没有见到过的。那是一块黑色的石片,四周镶嵌木条。用一种滑石做成方形长条,就是石笔,写在石板上黑白分明。写过了可以擦掉再写,节省很多纸张。上学了开始读“大羊跑,小羊跑,”。那时没有现在的拼音,没有现在学生那样辛苦。做作业、做算术用的是铅笔,和现在的铅笔一样有园的也有六角形的,这变化不大。到了三年级开始写毛笔字,在一张印着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将它描黑。于是 ,每天描那个“上大人,孔乙已,”的描红纸。四年级就开始临帖,规定要练柳公权,颜鲁公的法帖。那时没有简化字,写字课最怕写那个“学”字,上面笔画十三笔几乎占满了格子,下面的“子”只有写得很小,就很不好看。

       而家教又着重写字,记得刚开始练毛笔时,说最好要状元来开笔,状元可是个稀有产品,何况现在也没有科举了。好在爷爷是中过秀才的,如果没有废除科举的话,一定会像范进同学那样中举的。所以我的课外作业,每天得练一篇小楷,范本是“太上感应篇”说是一位状元写的。以后有指导练“星录小楷”那是科举时代写八股文应试用的字体。那时我用的毛笔是便宜的“石榴红”和“金不换”,以后随着写字的提高,才知道笔的好坏与写字大有关系,好的笔是“邵芝巌”和“胡开文”那是很贵的。从来没给我买过。

        到读中学有了数理化,用钢笔了,那时用的钢笔是蘸笔,笔杆上插上笔尖,写几个字就要蘸墨水,不小心墨水掉在作业本上,就麻烦了。有可以灌墨水的自来水钢笔就很贵了,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在学生装的口袋上插上一支钢笔非常羡慕。到了我也成高年级学生时,也有了一支钢笔。那时钢笔是很贵的,名牌笔是派克、犀佛里、爱弗释。国产的有金星、新民、关勒铭。都是14K金笔尖,价钱昂贵,往往受到偷儿们的青睐。那时读书还是轻松愉快的没有那么多的书,那么重的包。考试也没有象现在那样,家长陪护,住宾馆,每年一次的高考轰动全国。那时春秋二季招生考试,国家统考,统一分配。学费、吃饭都国家包了。

       工作了,国家统一分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是经常的作文题。没有就业的压力,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光荣的义务。这时我才买了一支金星金笔,可是花费相当一个月的伙食费哦。它一直陪伴我工作几十年,直到有了更方便的园珠笔、签字笔,它才退休,静静的躺在我的抽屉里,有时我也去看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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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nluzhjl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槐树传人

今天是西方节日父亲节。我的父亲生于1913年,早在1990年已经病逝了,但是父亲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走路的姿势在我的脑海里依然那样清晰!下面文字是我的回忆录中对于父亲最早的记忆,那年我3岁多。

 

1948年春天我们就家乡解放了,但是解放军对新乡县城围而不打,为的是争取和平解放。忠义工区有个工人姓郭名贵杰,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知道我们家是穷人,就向组织推荐我父亲到郑州接受培训学习,地点在碧沙岗彭公祠,共有几百名工人。目的是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准备从中选拔部分人员随刘邓大军南下。

 

一天晚上,院子里地上铺着席子,我娘和二大娘、五婶她们坐在旁边说话,我和国平躺在席上睡着了。突然我听到一阵鸟叫,睁开眼睛,看见我伯(父亲)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一捏一叫。伯说:“给!橡皮鸟,一人一个。”这一下我俩来了精神,再也不睡了,两个人比着捏橡皮鸟,看谁的鸟叫得声音响,直到夜很深了,娘她们又是吵,又是哄劝,我俩才交出了小鸟睡觉。原来是父亲在郑州结束了三个月的学习培训回来家了。他后来曾对我说:“在郑州参加培训时,领导一再动员我加入共产党,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一旦入了党,就要随大军南下,一方面我老实胆子小,更主要的是万一牺牲了,丢下你娘和你们弟兄仨咋办啊?”就在那年农历6月,我3弟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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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泰

辍 学 那 年

辍 学 那 年

后惟泰

1954年八月,家乡发洪水。就在我初中升学考试的那天,倾盆大雨还在不停的下着,洪水猛涨,河堤决口——“破圩了”,这是水乡百姓最最害怕的灾难。全村几百口人被困在一个小山坡上,到镇上中学去的十几里范围一片汪洋,交通断绝,就这样无奈地耽误了升学的机会,辍学在家。这一年使我受到人生第一次大的磨练,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灾后的生活十分艰难,那时还没有如今“一方受难,八方支援”的福分。田里的水稻已快成熟,全部没在水中,有的只见苗头,有的不见踪影。灾民稍稍安定后就着手打涝水稻,会水性的男子钻下水涝,不会水的在船上在浅水中用耙子涝。老老小小全部动手,在涝上来的稻杆中一穗一穗地找出稻谷,清理干净后放在石磨里磨成浆,沉淀后用来煮糊或做粑,不大好吃,因为稻谷全部发芽了。多余的晒干保存。灾区人一度靠这艰难度命。

粮食困难不用多说,燃料也是个大问题。水乡农民主要是靠桔杆做燃料的,田里无收,哪来桔杆。那时我曾整天沿着洪水漫过的地方寻找沉积的树枝碎棒,一点一点地捡回家,后来又到附近的小山坡上挖小树桩挖草根,苦苦找一天也只够烧一两天。

水乡不同于山区,洪水淹着水田是迟迟不退的。为了度荒,大家争着在附近的荒山坡上开荒种晚秋作物。那不毛之地挖起来非常吃力,妈妈看到我满手的紫红血泡心疼得直流泪。父母的辛劳更不用说了。

水灾之年也有件乐事,那就是捕鱼涝虾。圩堤决口,江河里的鱼都进来寻食。我家屋里淹了半人深的水,鱼虾自然也随之而来,我们将大门用鱼网拦住,水浅了满屋都是鱼虾真有趣。后来水田退出来了,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田出水口安上竹制的鱼笼,可以张到许多鱼虾。至于水沟水塘里的鱼虾就更多了,很容易捕到。

这年秋后我还背着父母做了件高兴的事。河水渐浅,河中的一小洲露出水面,那是一块公共的放牛滩。邻居老八用小鱼船带我到那小岛上挖了一块地,种上了冬小麦。由于四面是水,不被人注意,后来小麦茂盛了,一次父亲和老八谈起沙洲上的小麦,才给父亲一个惊喜。后来收了一百多斤小麦,高兴极了。

这年也有件扫兴的事。冬天洪水退尽,人们忙着修圩埂,那时全靠人工挑泥,工地上人山人海,老八建议我批点香烟、黄烟(烟丝)、火柴到对面河工地上去卖,说准能赚钱。这天我高高兴兴地提着一篮货出发了,就在过河乘渡船时,我站在船上,船启动时猛得一摇晃,我身体向前一扑,不料手中提的篮子全浸在船仓的积水中,一篮货全报废了。妈妈见我哭丧着脸回家了,并没有责骂我,父亲也只淡淡地说:“我看你就不是块做生意的料。”我一辈子与经商无缘,也许和那次倒霉的事有关。

第二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芜湖市第三初中。

 

200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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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泰

渔 趣

渔     趣

 

后惟泰

 

退休后没事翻杂志,无意中看到一则用超声波捕鱼机可日捕鱼千公斤的广告,在赞叹其先进高效之后不觉想起我的童年往事。我生长在江南水乡,捕鱼捞虾是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

我家有个邻居,大家都叫他老八,是单身汉,专门以捕鱼为生。他待人亲切热情,也很幽默。他常跟我玩,给我讲捕鱼的故事,教我捕鱼的技术。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捕鱼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张网捕鱼有个捞鱼的网兜,我觉得好玩,就托他也给我做了一个。春天下雨过后小水沟里流水不断,落差大的地方鱼最爱嬉水,我就用网兜捞鱼,多少总会有点,有时运气好,可捞到一两斤。

我们村西边有条大水渠,渠边有水阜头,是全村人用水的地方,这里的浮头鲳特别多。我用一根不长的钓鱼竿,以苍蝇作鱼饵,丢下去一提钩就可能钓到一条,不用耐心等待,鱼虽不大,但很有趣。老八曾送我一副丝网,水浅时我就下水用网围个大半圆(靠岸一边不用围),在中间一搅动,鱼就上网了。

塘里的水不多的时候,我常和放牛的孩子一道,将大水牛赶到水塘里,让它在水里打滚,将水搅成泥浆,水里的鱼就露头了,这时用网兜,用竹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鱼。

夏天,稻田里鳝鱼多,我经常和父亲一道,傍晚到田沟里放鳝鱼笼子。笼子是用竹篾编的,约50公分长,象个大丝瓜,上端有活动的盖,下端是装有倒丝的入口,鳝鱼进得来出不去。傍晚将笼子一个个地安放在鳝鱼可能经过的地方,将入口朝上游。第二天,天一亮就去收笼子,有的笼子里就有鳝鱼,只要地方选得好,笼子放得多,捕到的鳝鱼自然也多。

每年夏秋两季,水乡的虾子特多。捞虾的方法很多,有用推网的,有用拖网的,这一般是大人做的。我小时候常用虾罾张虾。虾罾是用两根竹篾交叉,将一块正方形的麻布或水纱布四角撑开,竹篾交叉处拴个砖做的坠子

,再系根长绳,长绳的另一端系在一根竹竿上。在罾里放些诱铒,放入水中,过些时间提起罾来,就可以张到虾子。这方法既简便又省力。夏天的夜晚轻风悠悠,月色朦胧,在水边张虾,一边和同伴聊天,一边纳凉,十分惬意。

遇到大旱年,沟塘干涸,鱼虾稀少,还可以到塘底翻泥鳅。泥鳅有钻泥的本领,而且寿命长,塘里水渐渐干了,它就钻到泥里去了,塘底的泥干开裂,只要用力将开裂的泥块翻起,就可以找到泥鳅。

我还有个空手捉鳖的故事。那是个偶然的机会,一次我路过水塘边,突然发现有只大鳖在离水不远的岸边,我急忙上前一只脚踏在鳖的背上,因水边的泥是湿的,鳖在我脚下滑了一步陷在泥里,正好我手里有条毛巾,我担心老鳖咬我,就急中生智,用手中的毛巾伸到脚下连泥带鳖包起来将鳖捉到了。回家后家人很为之高兴。第二天父亲将鳖拿到街上卖了。那时还没有留着自己吃的奢望,只为可以用卖鳖的钱缴学费而高兴。

200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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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泰

解放初的记忆

解放初的记忆


后惟泰

我的家乡离长江不远,1949年解放大军过江,国民党军队败退从家乡经过,我目睹国民党溃败的狼狈相,疲惫不堪的士兵一窝蜂地涌进村,到处寻找吃食,村里群众纷纷躲避,父母带我藏在村边的树丛里,一阵稀稀拉拉的枪声之后,听人说国民党军队已走了,我们返回村,只见村里一片狼藉,我家门前的场地上还挖了个不深的坑,显然是作垂死挣扎的战壕,但已来不及挖好就逃命了。解放军随后到了,因事先有人宣传,村里人不再害怕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军装、武器都是极普通的,也没有象如今电影电视上描写的群众夹道欢迎的场面,只是一股劲地向前跑,一大阵人很快穿过村子向东去了。后来得知,这支部队是解放军第25军紧追国民党20军,后来在离湾沚二十华里的新丰乡打了一仗,我军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伪军长杨干才被困自毙。解放军从芜湖过江紧追近百里,只想活捉杨干才,我军官兵都为没能“活捉”而遗憾。

新中国诞生了,这消息我是随父亲上街看到各家门前挂五星红旗才知道的。经过几天的准备,村里也热闹了,各种传统的民间文艺都搬出来了,舞龙、舞狮、走高敲、穿马灯、叠罗汉,印象最深的是工作组同志教的扭秧歌,打链箫。村里组织秧歌队,选中的小姑娘不够数,工作组同志看我白白嫩嫩的就拉我男扮女装,穿花衣,系红绸,整天地排练,我非常高兴。后来又组织腰鼓队、链箫队,由于人数不足都要我参加,腰鼓是从外地买的,而链箫是自制的,是用一根约三尺长的竹竿,两端分节将两边挖空,中间用铁钉串上铜钱,一处串两到三枚。表演时手握中间部位,许多人排成行听指挥,和着歌曲的节拍,敲打手、脚、肩、腰等身体的各个部位,边打边唱,动作整齐,歌声嘹亮,深受观众喜爱。

庆祝胜利与土地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我们村的土改工作队员名叫翟晓锋,是位中年男子,性格温和。开始是登记造册。我父亲、叔叔是村里的先生,名声还好,都被选去作文字工作了。接着是划分成分。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据说成分是根据当地情况按占有土地多少而定的。我们村小土地也少,有二十亩土地的就属地主成分。我们村有家大地主,因有人命案,父子二人都被枪毙了。我们村的农会主席是个外地来的雇农,独自一人,名叫常本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据说他是新四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他丢掉衣物化装山民逃出来了,从此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又一字不识,不知部队番号,最终也未正名,土改后不久因病去世。

我家有七亩六分田,另加一些山地、菜园,原来有五口人,解放不久,我的奶奶和小妹相继去世。家中的田地全靠父母耕种,节衣缩食,供我上学,自食其力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农村成立互助组,如耕田、车水、打稻等一些难度大的农活也不用愁了,那几年大家都觉得生活过得不错,没什么怨气。

那时城里搞公私合营,我姐姐家是个体工商户,合营后姐姐、姐夫都在厂里当工人,把六个子女培养成人,其中还有个大学生。

那时学校也很正常,我在村办小学毕业后,1955年我到芜湖市读初中,还领到丙等助学金,每月可解决一半伙食费,那时学校的伙食真不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米饭敞开供应,几乎每天都有点荤菜。那时教学也比较正常。

20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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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泰

忆童年二三事

忆童年二三事

后惟泰


我的童年生活想起来实在扫兴,且不说日寇入侵,兵匪骚扰,民不聊生,就那严格的家教规矩和私塾先生那严厉的体罚,让我受了不少委屈,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在我五岁的时候,一次家中用裁缝为大姐做嫁衣,上工第二天,午饭时妈妈将菜端上桌,裁缝师傅刚就座,我即爬上桌将放在师傅面前的一碗鸡蛋羔挪到自己面前。这下可惹了大祸,师傅猛地放下碗筷,板起面孔说:“我还没见过这么没家教的人家。”我父母立即上前赔不是,说小孩子不懂事。但仍未能让师傅息怒,他起身要走,摇着手说:“我饭不吃了,事也不做了,你们另找别人吧!”怎么留也留不住,师傅终于走了。我父母焦急万分,还是我父亲想到去找村里裁缝的亲戚,从中调解才得以挽回。否则真不好收场,因为已下过剪的布料别的师傅是不肯接手的。

事后妈妈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个巴掌,随后又抱着我流眼泪,我深知自己错了,从此再不敢不守规矩了。

还有一次真够委屈的。村里来了货郎担,歇在村中的场地上,许多妇女围着买针线首饰,我在最前面,两手托腮两肘架在货橱的玻璃上,看着里面许多好玩的东西,围观好奇的小孩很多,后面的看不到就起哄,后面人用力一挤,我向前一伏,将货橱的玻璃压碎了,手臂划破了直流血,那货郎一把将我捉住,要找大人赔他的玻璃,我妈妈闻讯赶来,问清情况,只好赔了那人的玻璃钱,只骂了我一句:“你又闯祸了!”这回没挨打,我理直气壮地申辩:“玻璃不是我打的,是他们从后面推的。”

不久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当时我是既高兴又担心,虽然觉得念书好,但想起比我大点的小伙伴说先生厉害又不免感到害怕。

学堂在我们村的后面丘溪口,三间草房,先生姓杨,我拉着父亲的衣角十分胆怯的走了进去。中间一间是先生的座位,迎面挂着孔子画像,先生坐的是一张方桌,桌上摆放着砚台、笔筒和一大叠厚厚的发黄的书籍,两旁的屋就是学生念书的地方,摆着各式长条桌,我父亲先生谈话,坐在位上的那些小伙伴们向我投来热情的眼光,我也和他们点头示意。

父亲叫我下拜,我只得在地上叩了几个头,算是拜孔子拜先生。隆重的入学仪式结束了,父亲临走时对先生说:“我这小家伙顽皮,请先生多加管教。”我越加害怕起来,父亲走了,我站在靠西边的屋柱前,低着头玩着父亲给我买的小皮球,先生走到我面前冷冷地说:“以后要好好念书了,要再顽皮我可要打手心的。”这些话给我一种威严,使我更感到这位老先生是厉害的了。我在桌上翻着《绘图三字经》,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放学,和村里的几个小朋友一道回家。

先生的字写得特好,有一次父亲给我买了一把收折纸扇,一边是山水画,另一边是白纸,父亲叫我拿去请先生写字,先生毫不推辞地为我写了,我还记得上面写的句子:“山叠叠,水溶溶,夹岸挑花满树红……

大约一个多月,都是由先生圈读《三字经》,写描红,这些父亲在家已教过我一些了,不觉得难,虽一点兴趣没有,倒也平安无事。

倒霉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天上午先生被人家请去赴宴了,临走前给我们交代了背书的任务。这下我们可高兴啦!趁先生不在可痛痛块块地玩一下,有的说到竹园砍竹子做口哨,有的说到树林捉知了,较大的连生说这些都玩过了,他提议去捕鱼,立刻得到大家赞同。能捕到鱼那是多么高兴的事,大家都围着他问怎么个捕法,催他马上就动身,可他偏慢吞吞地说:“别慌,得准备工具。”我们一听工具,感到很为难,他说:“你们等着,我回家拿。”

这时一分钟就象一个钟头那么长,我们正等得不耐烦了,连生气喘嘘嘘地来了,手里拿着脸盆和一块白布慌忙地对我们说:“跟我走吧!”我们被他搞得莫名其妙,也只得跟他跑。刚走不远,连生突然停住脚,对我们说:“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回去拿鱼食去。”说着把脸盆和白布递给我,飞也似的向村里跑去。

我们坐在河边的一棵柳树下,望着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着,知了在树枝上吱呀吱呀地叫着,猛地有只小鸟从我们身边掠过,我看着脸盆和白布寻思着:这怎么能捕到鱼?这块白布也真怪,有小方桌大,中间还有个碗口大的圆洞。

太阳渐渐升高了,连生跑得满头大汗的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包豆腐渣。连生领我们走到一处浅河滩停下了。他盛了半脸盆水放些豆腐渣,用手搅了一下,接着熟练地把白布蒙在脸盆口上,用绳子系着,活象一面通了洞的鼓,然后脱了衣服捧着脸盆,走到一处流水很急而不深的地方,他把脸盆交别人捧着,他在水底扒一个坑,用一块扁平的石头盖住布上的洞口,小心翼翼地把脸盆放在坑里,使脸盆口与底面平,然后又在脸盆四周累些石块,留许多空隙,又在脸盆布面上放些豆腐渣,最后将盖着的那块石头拿去。

我们并排坐在河滩上,两眼直盯着放脸盆的地方,见到有小鱼儿游到盆边,有人想去取脸盆,连生不让,后来看到钻进石缝的鱼越来越多,我们高兴得跳起来。连生轻轻地走到脸盆跟前,迅速地用石片将那个圆洞盖住,将脸盆捧了起来,走上岸。大家围着看,只见盆里乌黑的一片尽是鱼,我们个个高兴得不得了,都想用手去捉。我们又在水边挖一个坑,放进些水,将水口堵住,把鱼养在水里,免得被太阳晒死。连生安排每人轮流搞一次,一定要等鱼进去多了才动手起,他又到附近树林里捉知了去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照着连生那样捕鱼,多少都能捕到一些。

轮到我了,我激动地捧着脸盆朝水中走去,不料脚下踩到一块圆石,扑通一声跌到水里,好在水不深,我连忙爬了起来,可是脸盆已抛到远处沉入水底。我大声哭叫着,小伙伴们有的吓呆了,有的大声叫连生,连生闻声赶来,额上汗珠黄豆般大,他听了我的诉说,担心的倒不是脸盆,而是问我跌坏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我脸盆沉落的地方,我指给他看了,他就下水去摸,没摸着,又纵身跳进深水处,好久不见人影,只见水面泛起一个个小水泡,我又急得哭起来了。一个圆圆的脑袋突然冒出河面,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又一个猛子钻到水里去了,一会儿水面露出了那个搪瓷脸盆,连生向大家挥着手,大家高兴得直跳,我脸上的泪水还没干又笑了起来。

火热的太阳当顶了,我们用脸盆盛着捕的鱼回来了,进村见到学堂才想去先生的交代:要好好在家背书,等他后来才可回家吃饭,每个人心上立刻压了用大石头,先生已端坐在他的位子上了,我们个个缩着脑袋战战兢兢地蹩进课室,自觉今天这关不好过。谁知先生一见我们个个脸被晒得通红,脸盆里还有鱼,嘻着脸说:“今天玩得痛快吧,本事不小嘛,还捉到这么多鱼。”起先我还真以为先生不罚我们了,可接着就是板起面孔厉声地说:“拿书来背!背好回家。限你们半个小时,背不出,别想吃饭,还得打五个手心,跪半个小时!”先生的话是违抗不了的,只得翻开书念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由于时间紧心又慌,结果大家都没通过,只得咬着牙受罚,手被打得通红,膝盖跪得生疼。直到下午两点多才放我们回家,回家又少不了一顿骂。

童年时挨骂挨打的滋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惟有那严格的教育和美好的童趣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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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泰

童 年 遗 恨


后惟泰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度过的。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起,母亲和我讲的许多事几乎都与鬼子有关。

抗战爆发不久,战火很快烧到家乡芜湖。为避战乱,我们全家老小十一口人逃到南陵一个大山区。在战乱稍稍平息之隙,母亲生下了我,为我取名平生,意在期盼平平安安的生活。然而灾难接踵而来。

我爷爷靠种地打长工好不容易撑起一个大家,鬼子来了,要离开刚做好不久的新屋,爷爷怎么也舍不得,那是他苦苦挣扎大半辈子的心血。在全家人的哀求下,他才依依不舍地背井离乡,可是在外面没呆多久,他听说家乡不打仗了,就独自邀伴回家探个虚实,可就在这次回家时鬼子又进村了,爷爷只好躲到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一次他想试探着进村看看,不料刚近村边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家的房屋也被鬼子放火烧了。

同时遇难的还有位新四军战士,不知姓名,只知道他是四川人,大家都叫他老川。父亲在安葬爷爷时,也一并将那位老川葬在爷爷坟墓的旁边。我可怜的爷爷还没见着我就倒在鬼子的枪口下。

一大家人长住外地也不是事,战争稍有平静就回来了,一家人寄居村里的一间小屋里,驻在镇上的鬼子不时地进村骚扰,有一次半夜鬼子来了,母亲抱着我躲到村西头一个水塘边的树丛里,一失脚滑进了水塘,塘水齐胸,母亲用双手高高举着我,一直坚持了一个多钟头,等鬼子走了,父亲救出了我们母子俩。事隔多年母亲一提起这事就伤心地说:“那塘底淤泥越陷越深,当时我若动一下再陷深一点,你我就没命了;我若一松手,你小子就没了;那时你才两岁多,好象很懂事,一下不哭,若哇哇大哭,鬼子听到了也没好果子。”

在我四岁时,我的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哥哥患伤寒病,因战乱寻医困难又不幸去世。

我父亲是私塾先生,又兼管宗族的田产,在当地徒有虚名,鬼子以筹款修营房为名指使汉奸将我父亲绑架了。可怜的母亲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地筹款才将父亲救出来。

我大姐出嫁,母亲到上海买布料,扮成送菜农民过了关,出城时却被鬼子抓到了,将布料撒得满地,母亲只好将留作回家的路费全部塞给守关的鬼子,才让捡回布料出了关。没钱买船票,多亏码头工人相助,混进货仓才得以回家。

这些都是听母亲说的。我也接触过鬼子。那是我六岁的时候,一次父亲带我到大姐家去,有三十里路,我走不动时父亲就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在大堤上遇到两个背着枪的鬼子,硬叫我下地,父亲将我放下地,我看到不远处的河滩草地上,一头大水牛的背上停着一只小鸟觉得好玩,就指给父亲看,不料两个鬼子竟打赌要射中小鸟,其中一鬼子端起枪真的击中了小鸟,水牛虽没伤到,可旁边的放牛娃却应声而倒,那可怜的孩子不死也会残废而那两个鬼子却若无其事。我父亲想去救那孩子,却又被鬼子逼着给他们带路,那天到半夜才到大姐家。

当时母亲在给大姐服侍月子,我们去了本该高兴,而母亲见到我俩却急得直跺脚:“你俩怎么来了!”

原来是大姐家住进了好几十鬼子。大姐家在小镇上经营铁锅犁尖等铁器生意,前店后坊,全被鬼子占了,只好停业停产。当时鬼子到处抓夫,这下父亲正好送上门来,为了保命父亲也只好强撑着为他们干苦活。

当时已近抗战后期,鬼子的威风略有减弱,我在大姐家呆了好几天,天天和鬼子在一起,他们常逗我玩,有时我不理他们,他们就拉动枪栓,将枪口对着我“砰”,虽没子弹,但也把我吓的胆战心惊;特别是亲眼看到有时母亲将煮好的鸡蛋端给大姐,竟被他们接过去吃了,我骂他们,他们又是拿枪吓唬我。他们讲的许多话我听不懂,只有一句“皇军大大的好”听得很清楚,几乎每个鬼子都会说这句中国话,据说是他们的上司统一下令教的。

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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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晓

六十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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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晓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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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海鸥

亵渎主席像

亵渎主席像

 196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当我刚打开办公室大门时,就觉得后面跟进一人。回头一看是一个披头散发,左眼眶紫青,鼻子下凝着血块的胖女人,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冲我凄惨一笑:“怎么,不认识啦?”我再仔细一看,哦,这不是大孙的老婆吗。“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大孙又打你啦。”我问道。“你猜的一点没翘棱,昨晚这个畜生又喝了点马尿,半夜醒来耍酒疯,把我打成这样……”刚说到这里赶紧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喷嚏,一看手上还有不少血,她没顾得上擦一把,就顺手拽过一把椅子坐下,准备再细数全过程,我怕她那没有闸门的苦水倒起没完,就赶紧拿起暖瓶敷衍道:“大嫂,你先坐一会,一会书记、主任就到,我先给你打壶水喝。”


 这个大孙是我车间木瓦工段的一个木工,两年前由工程段调入我厂,长得高大威猛,体格硕壮,菜盘子脸上镶嵌一对小水泡眼。虽然平日言语不多,但干起活来是把好手,记得一次做窗扇,他一人一天可完成10扇,其他人最多也就做8扇。但这个人有个坏脾气,就是好打老婆,多半是酒后发作。为此他老婆没少到车间告状。一次他两个小舅子联手要收拾他,不承想被他打得抱头鼠窜,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

他老婆是达斡尔族人姓沃,大家称她小沃,是个大大咧咧彪壮皮实的女汉子。除了个头比大孙矮了半个脑袋外,长相与大孙就像亲兄妹一样,特有夫妻相。


 当我打水回到办公室时,看到小沃正在与蒋书记哭诉着:“书记,这次我说啥也要和他离婚,你也别劝了,求你给我开个介绍信,放我一条生路,要不我真会死在他手里。”在那个年月结婚、离婚是需要单位出具手续的,否则民政和法院不接待,何况此时公检法已全部砸乱,统统军管。只见蒋书记双眉怒锁,对刚进屋的小林说:“你赶快带小沃去卫生所上药。”又抓起电话喊大孙立即过来。


 大孙一进门就被蒋书记一顿狠批:“你这个熊玩意说话还算数不?你那保证书写了几次?这张字迹还没干你又犯病了,你别以为打老婆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告诉你,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大批判这么紧,可你用这事在干扰阶级斗争大方向,你这不是别有用心是啥?地、富、反、右帽子扣不到你头上,给你戴个坏分子帽子不难吧。”


 大孙一听,嬉皮笑脸地掏出烟递过去,被书记扒拉开。“蒋书记你先消消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没念错吧,你一早上就听我老婆一面之词,也不调查了解情况就批我。她这次要是不骂我,我能又动手吗……”正在这时,脸上贴着药布的小沃进来了:“你当着大伙的面说说,我为啥要骂你?说呀!说呀!怎么哑巴啦?”“你这个臭老娘们,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跑这里得瑟啥?看我回家咋收拾你。”明显见大孙理亏,可又不服软。


 午后车间领导开了个会,专题研究如何处理大孙。有人说开个批斗会治治他;有人说同意他们离婚算了;还有人说是不是劝他别打鸡血了,这精神亢奋起来打老婆也够呛。最后蒋书记说:“开批斗会不够条件,这是两口子的人民内部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你说他是坏分子吧也不够,他没打别人,打的是自己老婆;离婚也不行,因为厂部革委会研究过,说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没做到家,这是对阶级兄弟不负责任的态度问题。唉,真要离了,你们想想两个孩子咋整,一个5岁一个刚2岁。再说他俩的感情还没走到尽头,听说上周小沃到到车间给大孙送打鸡血用的公鸡时,大家起哄让他亲一口老婆,他俩还真的当众亲嘴了,这是不是说明打是亲骂是爱呀。我看今晚对他专开个帮教会吧,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狠批他的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打打这个熊玩意的威风。”


 下班前我赶紧把写好的“孙庆国帮教大会”的横幅挂出,这个大会由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主持,领头念了一段最高指示:“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然后他就把孙庆国打老婆的事简要介绍一下,宣布他到台前站立接受帮教。然后请他老婆上台出示脸部伤情,再讲经过。


她哭着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孙庆国打我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只要他一出拳就打头,一伸手就打脸。去年入冬把我耳膜打破了,住了好一阵医院。昨晚他下班后,自己买了一瓶老白干回来,让我给他炒个菜,我知道他这是又要找茬了。没敢耽搁赶紧去做了个酸菜炒粉条,并嘱咐他少喝点明天还要上班,然后和孩子就上炕睡了。半夜醒来一看他趴在桌子上也睡了,我就把他搀到炕上帮助脱下衣服,他醒了非要和我干那事,我就依了他,没想到干完了,他还要我撅屁股跪下,像猪似的从后面再干,我没从他,骂他是畜生。他挥起拳头照我脸就是一拳,当时我两眼冒金花还没缓过神来又是一巴掌……”说到这里台下一阵骚动,有人打起口哨尖叫。大孙一听涨红着脸大骂:“你个臭老娘们,胡咧咧个啥?”说着就奔小沃而来,马上被民兵挡住。台下又是一片嘘叫声……


 蒋书记站起大喊:“起啥哄!起啥哄!被窝那点事有啥新鲜的,着急就他妈快结婚。闹腾个屁?”这时台下又换成一片大笑。一个对弱者同情,对施虐者谴责的大会,变成“性”趣泄溢搞笑的场所。性话题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中钻出来,肆虐着人们那颗不甘寂寞的心。


 这时小沃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蒋书记冲她一摆手:“继续讲你的吧,被窝那点事就不要说啦。”“我不讲啦,净让人家看笑话。你快把离婚介绍信开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描图室的郭媛媛都开了,为啥老难为我?这不是在欺负人嘛!”小沃气愤地喊道。“你能和人家比吗,她丈夫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提出离婚是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这是以革命名义离婚的政治问题。而你俩是人民内部矛

盾能一样对待吗?”蒋书记也生气地喊道。小沃不服气地接着说:“今儿不管你咋说,我是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定决心’非要和他离。”大孙在一旁听到后也大喊:“我也按毛主席最高指示‘排除万难’,坚决不离!”蒋书记严肃地说:“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继续开会。”


 正在此时看到小沃走过来,指着蒋书记一本正地问:“你刚才说的属于政治问题可以离婚是吗?”“是呀,但你们的事挨不上。”蒋书记话音刚落,只见小沃又走回台中向大家说道:“孙庆国每次干那事时都要开灯,我说让孩子看见不好,他指着我们家炕头上贴着那张毛主席画像说,没事,孩子都睡啦,毛主席没睡,闭灯他老人家就看不到啦。你们大伙说说这是不是政治问题?”



 她这几句话一下把大家炸懵了,会场顿时万籁俱寂,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后,在等待那倾盆大雨的降临。突然厂革委会副主任站起振臂高呼:“打倒亵渎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孙庆国!”“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大家方如大梦初醒似的也跟着大喊起来,一浪高过一浪,且明显能听出女声高音部里,那泄愤的声音犹显响亮。再看小沃已被这震撼的场面吓傻了,孙庆国大汗淋漓——两人呆若木鸡般地立在那里。这个会没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孙庆国当场被押走。立马厂院里就贴出黑体大标语——“抓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孙庆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没用三天小沃的离婚证明就拿到手,她眼里噙着茫然的泪花,低头走出厂大门。


 有人说这个娘们犯潮发虎;也有人说她是给逼出来的;还有人说她心狠手辣有心计;更有人说若这样抓反革命,家家都跑不了。


 文革乱世,怪状迭生,伴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年复一年的折腾,一台连一台的闹剧.弄得神州大地,一片乌烟瘴气,亿万苍生,个个五迷三道。一个普通的离婚案,竟要与政治紧密相连,演绎出的荒唐无稽,带着泪水的笑话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一幅幅令人匪夷所思的毕加索式的风俗画,从而揭示了这个向人性挑战的“文革”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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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海鸥

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 

    

    当“文革”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的1969年时,对这个内容和形式愈来愈荒诞和残酷的运动,已被人们普遍看透并厌倦,都有一种上当受骗和无所适从的感觉,于是悄悄退出了这个举国浑噩的悲剧舞台,当起了“逍遥派”。当时全国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毛著)和“三忠于、四无限”等拜神活动,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退了,除了那些热衷于运动的政治暴发户还在那蹦跳外,大部分平民百姓已开始偷偷回归到原来理性的生活轨迹上来,为了解决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窘态,心灵手巧的人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已开始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记得当时我们厂子“干私活”之风盛行,什么土锅炉、鼓风机一直到自制麻将、铜火锅,几乎什么生活用品都能造出来,更有人能做出市场上见不到的、样式新颖的家具,以及别具一格的音箱、电石灯(用于停电照明)……

    

    我虽已结婚但没有房子,还得住单身宿舍,当时我调到条件最好的107寝室,这里是四张床位,其中两个人已结婚住在外面,在这仍保留的床位仅仅是为了将来要房子。那位与我同室的小程,是长春师范大学毕业,分在局长秘书办公室后,下放到我厂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届时赶上了“文革”而成了无人问津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俩虽然都是朋友,但观点却迥异,所站的派别是对立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俩在诸如“江青算老几?”“全国自相残杀的武斗就是毛泽东策划的。”“毛泽东说,书读越多越反动,是愚民政策。”等问题看法一致,就这样我俩又走到一起来了,加之都是“臭老九”臭味相投,在美术与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很谈得来,下班后无事就凑在一起穷侃,当时的文化生活除了几个样板戏没别的,极度枯燥,我俩就交换手头的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作家的著作看,不时为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和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中的人物相争论;他有一架天津产的脚踏风琴,无所事事时就弹唱一些俄罗斯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茫茫大草原》……这在当时是不犯忌的,因为“马、恩、列、斯、毛”的照片可以并列悬挂,所以我们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这种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和宣泄着当时自己内心的消沉,一种“看破红尘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我俩中油然而生。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晚饭后我对小程说:“你打开半导体听听这个新闻吧。”他懒洋洋地将那个好久不动的、八波段半导体收音机拿出,再拉起天线,在他指头慢慢地转动着波段旋钮和那磁磁啦啦的电子干扰声中搜寻着……突然,传出声调优美的铜管乐,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四四拍的铿锵乐曲声中,一个干净利落的男中音和一位娇嫩的女声交替出现:“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音乐:莫斯科——北京)……”这来自天籁的声音,立即将我俩的神经紧紧揪住,紧接着就是那节奏很特别的,先慢后快的俄罗斯舞曲,最后是那令人振奋的极快旋律,真是久违了!太美啦!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苏联红军歌舞团跳的那种——双手交叉胸前,人蹲着双腿来回伸展踢踏的那种舞蹈……接下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绝对的统治权,发动了与文化毫无关系的“文化大革命”……他想把自己的思想输出到世界各地,进而领导世界革命,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火药库……”我俩静静地听着“他的思想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出的怪胎……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群魔的裸体表现,更是封建皇权复辟的历史逆流……”

    

    当音乐再度响起时,我俩眼光对视到一起——这不是在偷听敌台吗!这可是要治罪的呀,再一合计,平日我们该骂的也骂了,该反的也反了,早他妈够现行了,还在乎听“敌台”吗?关键是如何保密。所以我俩定下一条铁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不能透露任何一点这方面的信息,一直将它带进棺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真是小心加谨慎,不到23点不开机,收听时一定熄灯,拉上窗帘,音量调到最小,关机后马上将旋钮由短波段回拨到中波段的位置上。在那个缺书少报、没有资讯更乏娱乐的封闭疆土里,思想活跃、有独立思考倾向的知识分子,只能借助这个方式来甄别官方报道,分清是非,满足求知欲。从这里还能听到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那么喜庆欢快,那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听极了!还有一次,我们听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一唱三叹,好迷人呀!由此也知道了马思聪在1967年1月就由香港逃亡美国。这里还对中国当时被禁的文艺名作进行系统介绍。

    

    在这期间我们又收听了“自由中国之声”(台湾)和“美国之音”、英国“BBC”之类的广播,由于官方的强大电波干扰,要完整地把一段新闻听下来,还真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比较一下这几个台,还是“莫斯科之声”和“和平与进步广播站”音质好些,因为我们那个城市距中苏边境的最近直线距离只有300多公里,空中的无线电波几乎被苏方的信号所覆盖,在这里听到的小说连播《北京一个寒冷的冬天》听得令人灵魂颤抖,神经发酥,因为白天到处涌动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红色浪潮,掩盖不了晚上听到的专制下的暴政内幕,和“文革”的种种滔天罪行,天壤之别的反差,让你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所谓的“信仰”也被颠覆,敌台也许会添油加醋借机发挥,但我们目睹的国家主席,就这样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废黜;还有新党章里竟能能将“接班人”写入党章,他们置党员的选举权放在哪里?

   

    “敌台”质疑的不对吗?还有当局所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是这样吗?屈指算算,除了亚非拉一些丐帮弟兄,就是欧洲那唯一的一盏200万人口的社会主义小明灯了(阿尔巴尼亚),而国际上的敌人一眼望去倒是贼多,看看,美英帝国主义集团一大帮,苏修集团又一大群,外加台港反动派,等等,连铁托的南斯拉夫也靠不住,这样一算,应该说我们的敌人遍天下才对。对这一切的了解起码可以兼听则明,这样才能比较,才有鉴别。另外这场运动它更使人有一种大家拥挤着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搭错了墙的无奈叹息。过后我们也详尽地分析了毛泽东后时代的局势,但悲观大于乐观,仅有的一点希望是寄托在军方。

   

     一天我俩听着音乐就睡着了,突然门被拍的“咚咚”响,我们几乎是同时机灵坐起来,一个闪念出现在脑海:出事了!我示意小程快将收音机收起,他马上将它塞进被窝。我一边问:“谁呀?半夜三更的干啥?”一边伸手又从他被窝里掏出收音机,赶紧将天线收起又把旋钮拧了几下,放到窗帘后的窗台上,才去开门,这时听到走廊几个房间的门也被敲的山响,门开了一看是收发室的老任头,后面跟着两个警察进来了,老任头回头对那二位说:“这屋是四个人。”“那两个呢?”一位警察问。小程假装揉着惺忪的双眼说:“他俩在老婆家住,偶尔回来,什么事呀?这么晚。”俩警察四下里瞧瞧,又向床下照了照手电:“将你们的工作证拿出来。”当验完身份后他们说:“今晚在向火车上押犯人时,逃走一个,因为你们宿舍后窗就对着车站,所以到这来看看,要求你们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告。”

    

    我的妈呀!一身冷汗吓死人了。从此我俩金盆洗手——不再偷听“敌台”了,认为该明白的也明白了,不明白的“敌台”也不会明白,可别因小失大不值得。不过“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引用恩格斯的那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做补偿的”却深深的烙在我脑海中。

    

    于此谨向我的朋友——小程深表歉意,我没有兑现当初我俩的生死承诺,在没有征得您的同意下,今天擅自公开这只能“带进棺材”的秘密,因为今天我想告诉人们:那个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就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8亿人,只允许一个脑袋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是全民的思想支柱,这种非常态的“常态”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支柱。”,愿曾主宰着中华民族的那个罪恶图腾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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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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